她特意穿了件素雅的旗袍，带了笔墨纸砚，现场写下“死生亦大矣”五个字，说：“王羲之写这篇文章时，和朋友们在溪边喝酒，感慨人生短暂。你们看这字的笔画，有粗有细，就像日子有起有伏——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命观。”底下的学生自发鼓起掌来，连系主任都笑着说：“刘老师把课讲成了诗。”
现在转到华人社团做事情，她这份“干什么都下苦功”的性子也没变。为了给新移民校订教材，她重新翻出当年的备课笔记，把“的、得、地”的用法编成口诀：“名词前面白勺‘的’，动词后面双人‘得’，状语后面土也‘地’”；教孩子们写毛笔字，她提前在家练了半个月，指尖磨出薄茧，只为能示范正确的握笔姿势。
顾从清有时夜里醒来，还见她在灯下翻字典，便劝：“差不多就行，没人指望你成专家。”刘春晓头也不抬：“要么不做，要做就像样。这些教材是孩子接触中文的第一扇门，可不能有差错。”
那天在社团，有个老太太拿着孙子的作文来找她：“你帮我看看，‘妈妈的眼睛像星星’，这句写得对不对？”刘春晓笑着说：“不光对，还特别好。”然后一笔一划教老太太怎么给孙子圈出这句话，说“要让孩子知道，他写得真棒”。
夕阳透过窗棂，落在她摊开的教材上。那些被她用红笔改过的字词，那些写满批注的笔记，都在悄悄说着：所谓热爱，从来不是天生就会，而是愿意为一件事沉下心，慢慢琢磨，静静深耕。就像她当年拿起手术刀能救人，如今拿起粉笔能讲课，握着笔杆能校订教材——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那份“要做就做好”的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