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窗口。
口袋里的钱被他数了三遍：这二十多天在工地省吃俭用攒下的3410块，除掉买烟给工头张哥和车票钱，加上从公寓逃出来时揣着的三万‘保命钱’——这一路颠沛，早就花得只剩7200块了，凑在一起刚过一万。
钱被他用塑料袋裹了三层，塞进磨破边的帆布包最里层的夹层，走一步都能听见纸币摩擦的窸窣声，像根细针，扎得他后颈的汗珠子直往下滚。”
刚来的前五天他几乎是在镇上瞎转，日头毒得能晒化柏油，他就蹲在供销社门口的树荫下，盯着来往的拖拉机和三轮车。
看到有收废品的就凑上去问，遇到开小饭馆的就扒着门框打听，可要么是要身份证登记，要么是一听他外地口音就摆摆手。
第四天傍晚，他蹲在桥洞下啃干硬的馒头，看着水里自己胡子拉碴的影子，突然想起工头踹他时骂的那句“你这种人，到哪都是条丧家犬”，牙咬得牙龈发酸。
直到第十天头上，他在镇东头看到木工厂门口堆着半人高的门板。老板是个瘸腿的中年男人，正蹲在地上抽烟，看见他探头探脑，吐了个烟圈：“找活？”
杨明远赶紧点头，老板上下扫他一眼，指了指墙角的电锯：“会用不？装门、拼家具，杂活都干。不用身份证，但得住这儿——阁楼堆料的地方腾了块板，能睡。”
“管饭不？”他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
“管，中午晚上四菜一汤，跟我一家子同吃。”老板磕了磕烟灰，“月薪三千五，干满整月加五百满勤。但丑话说前头，这几天没活，得等下批木料从县里运过来，这几天算你帮忙收拾场地，管饭，不算工钱。”
杨明远几乎是立刻点头。当天下午，他就跟着老板的儿子清理阁楼——扫掉厚厚的木屑，搬开堆在角落的废木板，露出块勉强能躺下一个人的空间。
晚上躺在铺了层旧麻袋的木板上，能听见楼下老板一家看电视的声音，还有远处稻田里的蛙鸣，比在工地宿舍听着呼噜声和骂娘声强太多。
没活干的这三天，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帮老板娘择菜、劈柴，把院里的废木料归置整齐，甚至蹲在井边把积灰的工具都擦了一遍。
老板娘看他实在，吃饭时总往他碗里多夹块肉，老板也偶尔会递根烟给他。昨天中午，木料终于运到了，他跟着老师傅学装门框，电钻的震得他胳膊发麻，手心很快磨出了红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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