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极其恶劣！”
老吴面露难色：“县长，量刑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毕竟财物追回了，也没有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我打断他：“这样，老吴，你看能不能换个思路。这个案子，走法院程序判一年，效果不大。你们法院要是觉得量刑上有困难，能不能和公安局、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那边对接一下？看看能不能走劳教的路子。手续相对简单些，时间上也好操作，效果可能比判刑还好。”
我以前在临平县干公安局长的时候，对于一些社会影响坏、但走司法程序量刑又可能偏轻的案子，有时会采用这种办法。劳教虽然不属于刑事处罚，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对某些人来说，威慑力甚至更强。
老吴的脸色更加为难了：“县长，这……这个案子我们已经立了，程序也走得差不多了，眼看就要开庭了。这个时候再移交给劳教委，程序上是不是……”
我能看出来老吴的犹豫。这种本地发生的案子，犯罪嫌疑人家里肯定到处托人找关系，老吴是本地干部，难免会受到各种人情困扰。
我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加重了些：“老吴啊，这个案子不是一般的盗窃案。它直接关系到咱们县对外的形象，关系到台胞对我们营商环境的看法啊！处理结果最终是要上报市委统战部，甚至可能报省台办的！你们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拿出鲜明的态度，决不能含糊糊，轻轻放过！”
老吴听我提到市委统战部和省台办，神色一凛，立刻明白了事情不好糊弄，马上改口道：“是，县长！您指示得对！我明白了！我们回去再重新合议一下！”
送走了老吴，我靠在椅背上，心里想着。这些事，说起来都不大，但一件件处理起来，都耗费心神。
这时，桌上的电话又响了起来。我拿起话筒，里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女声，是焦杨。
“县长，没打扰您吧？”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轻快和……亲近？
“焦部长啊，有指示啊？”我尽量让语气显得公事公办。焦杨对我的那点心思，我隐约能感觉到，但一直保持着距离。
“是有个事想跟您汇报一下，”焦杨的声音压低了些，带着点神秘和兴奋，“市委组织部的姜艳红副部长今天找我谈话了。”
“哦？好事啊？谈什么了？”我问道。姜艳红是分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她找谈话，通常意味着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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