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汗水混着泥浆往下淌。我给他送水，他接过碗，咕咚咕咚喝完，碗底朝天，对我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说：“没事，地渴，咱人不渴就行。”
二〇一五年冬。大雪封山。坡地冻得像一块铁。砚子没闲着，他把坡地上那些被风刮倒的枯槐枝捡回来，劈成细条，在院子里搭了个小小的、歪歪扭扭的鸟巢。他说，等开春，会有鸟来住。果然，第二年春天，一对喜鹊就在那巢里孵出了四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它们叽叽喳喳，吵得整个村子都醒了。
笔记的最后几页，字迹变得异常缓慢，笔画略显滞涩，仿佛书写者耗尽了所有力气：
二〇二三年四月。医生说，时间不多了。我请求回家。他们答应了。我想看看坡地。看看麦子。麦子很好。绿油油的，像一块巨大的、柔软的绒毯。我让司机停在坡地边。我下车，拄着拐杖，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到地头。风很大，吹得我站不稳。我扶着一根麦秆，弯下腰，把耳朵贴在冰凉的泥土上。我听见了。听见麦根在泥土里伸展的声音，听见蚯蚓在黑暗中穿行的声音，听见去年深埋的麦壳，在泥土深处，悄悄分解、化为养分的声音。还听见……听见很多很多脚印，在泥土里行走的声音。有我的，有你的，有王婶的，有李伯的……有所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它们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沉下去了，沉进更深的土里，变成土地的一部分，变成麦子的根须，变成未来某颗麦粒里，最微小的、最坚韧的胚芽。砚子，你看，土地记得一切。它沉默，却从不遗忘。
最后一页，是空白的。只在纸页右下角，用极淡的铅笔，画着一双脚印。一大一小，一深一浅，彼此依偎，脚尖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坡地的尽头，那棵百年老槐的方向。脚印的边缘，被铅笔反复描摹过，线条柔和，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温柔。
陈砚合上笔记本。硬壳封面发出轻微的“咔哒”一声。他把它紧紧抱在胸前，仿佛抱着失而复得的、滚烫的心脏。窗外，雪势渐大，天地间一片苍茫的白。他抬起头，目光穿过窗棂，投向远处那片被白雪覆盖的坡地。雪地上，空无一人。可他知道，在那厚厚的、纯净的白色之下，在无人踏足的、最深的泥土里，一定还埋藏着无数个脚印——有他奔跑时留下的，有她追逐时留下的，有他们并肩而立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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