卵石——那是我们小时候在溪边一起捡的，他一直留着。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寒暑假大多留在省城做家教、图书馆勤工俭学。他几乎不给我打电话，只每年春天寄来一罐自酿的青梅酒，坛口封得严实，酒液澄澈微黄，浮着几颗饱满的梅子，坛底沉淀着细密的琥珀色酒渣。信只有一行字：“梅子熟了，酒成了。你尝尝，酸不酸？”
我尝过。酸得舌尖发麻，可咽下去之后，喉头却泛起一股悠长的甘。
大四实习，我被分到邻市一所乡村小学。离青芦坳不过两小时车程。我犹豫了很久，最终没告诉任何人，包括他。我想看看，没有我的村庄，是什么样子。
我是在一个暴雨突至的傍晚抵达的。校舍是几间砖瓦房，屋顶漏雨，教室里摆着十几张掉漆的课桌。我刚安顿好，窗外电光骤亮，雷声轰然炸开，大雨倾盆而下。雨水顺着窗框灌进来，在水泥地上汇成细流。
我正手忙脚乱地搬挪课本，门被推开。他站在门口，浑身湿透，头发贴在额角，水珠顺着下颌线不断滴落。他怀里紧紧护着一个塑料袋，袋口扎得死紧。
“听说你来了。”他声音沙哑，像被雨水泡过，“带了伞，怕你淋着。”
我呆住，说不出话。
他走进来，把塑料袋放在讲台上，解开。里面是一把油纸伞，伞骨是竹制的，伞面绘着淡青色的芦苇，笔触稚拙却鲜活。伞柄上，用墨线细细缠着一圈棉线，线头打了个小小的、歪歪扭扭的结。
“我娘教的。”他抹了把脸上的水，“她说，伞要撑得稳，结要打得牢，人才不会散。”
我看着那结，忽然就哭了。不是委屈，不是难过，是一种巨大的、迟到了四年的确认——原来他一直站在原地，连伞柄上的结，都按着旧日的纹路，一丝不苟地打着。
那晚，雨声如鼓。我们在漏雨的办公室里，就着一盏昏黄的台灯，分食一盒他带来的糯米糍。他剥开油纸，露出雪白软糯的团子，里面裹着微红的豆沙。我咬一口，甜香在口中化开，他忽然说：“阿沅，去年秋天，我把山坳那片地，正式办了流转手续。名字写的你。”
我抬头，撞进他眼里。
“不是租，是流转。”他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法律上，那地，是你的。我……是你的佃户。”
我怔住，糯米糍停在唇边。
“你要是哪天想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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