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好像也能咂摸出一点甜味来。你总是轻声细语地告诉我哪里记错了，哪里该扣分，声音像山雀在叫。小芳同志，谢谢你今天悄悄塞给我的那块烤红薯，很甜。下次别这样了，让人看见不好。”
陈默的手指捏紧了信纸的边缘。烤红薯？那个在陈默记忆里永远板着脸、沉默寡言、仿佛被生活榨干了所有情感的父亲，会为了一块烤红薯而心跳加速？他无法将信纸上这个笨拙地表达着悸动和感激的年轻人，与记忆中那个佝偻着背、只会闷头抽烟的父亲重叠起来。一种强烈的陌生感攫住了他。
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下一封，日期是1968年6月10日。
“亲爱的小芳：
麦收开始了。老天爷像是要把人烤干，太阳毒辣辣地悬在头顶，麦芒扎得胳膊又疼又痒，汗水流进眼睛里，火辣辣的。我割麦子的速度太慢了，总是落在后面，心里又急又愧。你带着妇女队从另一头割过来，动作又快又麻利，镰刀挥动间，金色的麦浪整齐地倒下。你经过我身边时，脚步顿了一下，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我旁边那垄麦子也飞快地割完了。等我直起酸痛的腰，只看到你走向田埂的背影，辫子随着步伐轻轻晃动。你放在田埂上的水壶，盖子不知怎么松了。我……我趁人不注意，偷偷把我的水倒了一半进去。希望你别嫌弃。晚上开总结会，队长表扬了妇女队，也点了我们几个知青的名，说我们‘还需要好好锻炼’。散会后，你走在最后，经过我身边时，飞快地塞给我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几片薄荷叶。你说：‘揉碎了擦擦胳膊，能止痒。’小芳，你的手真巧。”
陈默仿佛看到了烈日下的麦田，看到了那个汗水浸透衣衫、笨拙却努力的身影，看到了少女无声的援手和羞涩的关怀。薄荷叶的清凉气息，似乎穿透了泛黄的信纸，萦绕在鼻尖。他从未听父亲提起过麦收，提起过薄荷叶，提起过任何与“温情”有关的东西。父亲的世界，在他记忆里只有沉默的劳作和无尽的疲惫。
信一封接一封地读下去。时光在字里行间流淌。他读到林雨（父亲在信中自称“林雨”，一个陈默从未听过的名字）笨拙地帮小芳修理队部那架老掉牙的算盘，结果差点拆散了架；读到他们在油灯下一起学习《毛选》，小芳给他解释那些他不甚了了的农村政策；读到暴雨冲垮了田埂，他们和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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