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让别人进来时，我们知道自己是主人；我们出去时，记得回家的路。」
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论战，在十月底逐渐平息。
不是问题解决了，而是讨论进入了更扎实、更深入的阶段。
从报刊上的短兵相接，转向学术期刊的专题研究、大学课堂的系统讲授、创作实践的自觉探索。
许成军本人，则再次从公众视野中淡出。
他婉拒了所有采访和演讲邀请，回到书斋，继续他的研究和创作。
但他播下的种子，已经在整个文化界生根发芽。
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了「文学与文化主体性」专题课；
在南京大学，成立了「拉美文学与第三世界写作」研究小组；
在复旦大学，「热现实主义创作社」正式成立，第一批成员就达五十多人。
更重要的是，一种意识被唤醒了：学习外国，不是搬运工式的学习，而是对话者式的学习：借鉴经验，不是学生抄作业，而是同行之间的相互照亮。
1980年的深秋，当梧桐叶落尽时，中国文艺界的空气中，多了一种此前稀有的东西一种清醒的、自觉的、带著批判眼光的开放意识。
而这一切，始于一个二十三岁年轻人的一篇万字长文，一场关于「魔幻现实主义」到底该叫什么的名字之争。
许多年后，文学史家会这样评价：1980年秋天的这场争论，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走向自主建构的真正起点。
从那以后，「西方标准」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前提，「中国视角」成为严肃的学术命题。
而在当时，身处漩涡中心的许成军，正坐在朱东润先生的书房里，整理读者来信。
桌上堆著几百封信，来自全国各地，有大学生、工人、教师、文艺工作者，甚至还有几位监狱里的犯人。
一封来自宁夏的信引起他的注意。
写信人是个中学语文教师，字迹工整：「许成军同志：我在偏远的西北小城教书，这里连《读书》杂志都要晚半个月才能看到。但您的文章，我和同事们手抄传阅。您说得对，我们不能总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身材。虽然我不知道新路具体怎么走，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在课堂上讲《包身工》《荷花淀》时，会多一份底气——这是中国的故事，该用中国的眼光来讲。」
许成军放下信，望向窗外。
深秋的天空高远湛蓝，一群鸽子飞过，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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