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像站在台风眼里。四周狂风暴雨，但中心是静的。」
朱冬润睁开眼睛，笑了：「这个比喻好。成军，你知道你现在最危险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不是你树敌太多，」朱冬润缓缓道，「是你赢得了太多不该赢的胜利。」
见学生不解，老人解释道：「你今天这篇文章，把学界一批权威的脸打得太狠。他们现在沉默，不是服气了，是暂时没找到反击的角度。但这些人掌握著学术资源、期刊版面、评审权力。你断了人家的路，人家能不记恨？」
「那怎么办？」
「两条路。」朱冬润竖起两根手指，「第一，趁热打铁，把你的理论体系建起来。光破不立，迟早会被反扑。第二————」
老人顿了顿，目光深邃：「跳出文学圈。你现在的影响力已经超出文艺界了。工人、学生、普通知识分子都在看你的文章。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触动的不只是专业问题，是一个时代性的焦虑——中国怎么看待世界，又怎么看待自己。」
「下一步，你要把这个思考，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历史怎么书写？经济理论怎么选择？现代化道路怎么走？这些都是「尺子问题」。」
窗外，夜幕完全降临。
但复旦校园里灯火通明，到处是讨论的人群。
辩论没有因文章的发表而结束，反而进入了更热烈的阶段一只是这一次，辩论的核心不再是「许成军对不对」，而是「如果许成军是对的，我们该怎么办」。
在北大，学生开始组织「重读外国理论」读书会，口号是：「不跪著读，要站著想」。
在南开，经济系的青年教师聚在一起，讨论：「西方经济学模型这把尺子」，能量准中国的经济现实吗？」
在武大，历史系的研究生们争论：「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是不是也是一把需要反思的尺子」？」
一场关于文学概念的辩论，就这样意外地撬开了整个中国知识界的思想闸门。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此刻正坐在书桌前，铺开新的稿纸。
标题还没想好，但第一句话已经浮现在脑海：「所有的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现实之树常青。」
一场轰轰烈烈的论战，就这样在许成军这篇纵横捭阖的长文中，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