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扫地。」
有人叹气：「可咱们能不跟吗？器物论这套东西，解释力确实强。现在全国各高校都在研究，咱们北大要是缺席————」
「缺席？」
古典组的程教授敲了敲桌子，「缺席是不可能的。只是这口气，咽不下去。」
咽不下去，也得咽。
不仅得咽，还得埋头苦干。
整个十二月，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高产期」。
以往半年憋不出一篇核心论文的教授们，如今半个月就能交出一篇长文。各大期刊的版面突然紧俏起来，编辑部的稿子堆成了山。
《论〈诗经〉农具书写的物质基础与仪式意义》
《汉代铜镜流通网络与文学传播的「物媒」路径》
《唐诗中的「舟船意象」与中古水路交通》
《〈金瓶梅〉器物叙事与晚明商品经济的互文性研究》
标题五花八门，但内核都绕不开那几个关键词：器物、物质、生活史、意义链。
不光是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也迅速跟进：
《鲁迅「铁屋子」隐喻的物质性溯源》
《老舍笔下的北平风物与市民生活空间的建构》
《新时期改革文学中的「机器书写」及其象征嬗变》
就连搞文学理论、西方文论的学者，也忍不住掺和进来：
《「物性转向」：从海德格尔到许成军》
《物质文化诗学与形式主义、新批评的对话可能》
这阵风甚至刮出了中文系，吹进了历史学、哲学、艺术学乃至社会学领域。
历史学者们忽然发现，「器物生活史」这套方法用来研究典章制度、社会变迁，竟也格外顺手。
一时间，《从漕运船只的形制演变看唐宋经济重心南移》《明代青花瓷外销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这类文章层出不穷。
多年后，社科院历史所的某位资深研究员在回忆这段时期时，苦笑著说：「1980年底到1981年初那阵子，你要是在学术会议上不提器物」、不聊「中介化」、不懂具身性实践」————那你基本坐不上主桌。不管你是搞历史的、哲学的，还是社会学的。许成军？呵，那段时间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半是许成军，一半是其他人。」
记者追问：「您对许成军本人怎么评价？」
老研究员摆摆手：「别问了，天天许成军，耳朵都起茧子了。
复旦古籍所那间堆满线装书的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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