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通讯时间被压缩到了一两天，他对前线的掌控力，提升了十倍不止。
这不仅仅是对倭国战场，对整个大明的统治，都有著难以估量的意义。
奏报里还写了，第二条通讯线路，也就是从北京到南京的线路，正在同步修建。
从北京到南京，全程两千余里，需要穿越华北平原、江淮水网、长江天险，地形比到辽东的线路复杂得多。
平原地区还好说，每隔八里就能设置一个站点，可江淮地区水网密布，长江江面宽阔，想要实现信号的连续传递，需要在江心洲、沿江高山上修建大量的信号塔，工程难度极大，耗费的时间、人力、物力，也远比第一条线路要多。
奏报里，徐光启也详细算了一笔帐：
北京到釜山的线路，前后耗费了白银一百三十万两，徵调了民工八万余人，耗时近两个月。
这还是建立在利用沿途的烽火台、驿站的基础上。
而北京到南京的线路，预计耗费白银三百万两，需要徵调民工十万余人，最快也要到天启六年年底，才能全线贯通。
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的投入。
可朱由校看著这些数字，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心疼，反而露出了一抹了然的笑容。
在很多守旧的文官眼里，修建这样的通讯线路，是劳民伤财，是靡费国帑，是不务正业。
可他们不懂，在资本主义的逻辑里，只有不断地创造需求，不断地投入建设，整个社会的经济才能流动起来，才能不断地发展进步。
修筑这数千里的通讯线路，看似在源源不断地耗费钱财，可实际上，这些钱财，最终都流入了市场，流入了民间。
修建信号塔，需要大量的石料、砖瓦、木材，带动了沿线的采石场、砖窑、木场的发展。
架设线路，需要徵调数万民工，朝廷给这些民工发放足额的工钱，这些工钱，最终又会变成他们的衣食住行，流入市场，刺激消费。
千里镜的制造，编码规则的制定，信号兵的培训，又带动了玻璃制造、光学研究、教育普及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这些基建工程，吸纳了大量的流民。
明末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严重，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变成流民，最终揭竿而起，酿成民变。
而这些大型基建工程，给了这些流民一份安稳的工作，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钱，让他们能安稳活下去，自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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