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字还在，但风吹过来的味道变了。以前的风里都是腥味和霉味，现在她闻到的，是傍晚炊烟里新米的甜香。
渡船缓缓驶离码头，艄公摇橹的吱呀声和船头破开水面激起的水响在暮色里传得很远。阿贝站在船尾，看着西塘的轮廓一点点变小——那片熟悉的棚屋变成了灰蒙蒙的一小团，码头上的人群散去了，老樟树也看不清了，只剩下渡口那一盏刚点起来的灯笼，在薄暮里像一颗低垂的星。她把帆布袋往肩上提了提，那包红薯干的甜香从报纸缝隙里渗出来，和鲈鱼的腥味、草绳的涩味混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说不出名字的气味。这种气味不属于上海，也不完全属于西塘，像两种生活在某个交界处发生了短暂的化学反应。
但背包里还有一样东西压在所有礼物下面，是黄老虎托人送来的。临走前他那个黑脸护院特意跑到码头，递上一张油纸包着的硬卡片，说是黄爷从省城弄来的“烫金名片”。上面印着她的名字，头衔是“西塘绣品作坊·阿贝师傅”，背面还印着一行小字——“持此片者，黄家码头一切事宜优先办理”。阿贝把名片拿起来看了看，正面是中规中矩的楷书，背面那行小字却带着几分江湖气，一看就是黄老虎自己的主意。她嘴角动了动，不知是想笑还是想叹气。那个在码头上刻了十几年“黄”字的人，如今也开始学上海商会的做派了。人啊，只要给他一个台阶，他比谁都更想往高处走。
船到岸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阿贝换了两趟牛车，在第二天下午赶到了火车站。从西塘到上海的火车她坐过很多次了，以前每次坐这趟车，她的心情都是沉的——来上海是为了讨生活，回西塘是为了还债，来来去去都是负担。但这一次不一样。她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飞速后退，心里想的不是还债，而是种地。她在西塘撒了一把种子，不知道能不能长出来，但至少种子已经埋进土里了。黄老虎的名片、码头上渔民的眼神、养父床头那几副黑膏药，都是种子。她回上海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给这些种子浇水。
火车在第三天的清晨驶入上海站。阿贝拎着帆布袋走下站台，混入清晨赶早班电车的人群中。弄堂里卖早点的摊子已经摆出来了，热腾腾的豆浆冒着白气，油条在铁锅里滋滋地响，卖菜的小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电车的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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