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深思熟虑后，写下《上邓太后疏》，引经据典，力劝太后应允邓骘兄弟的请求。她在疏文中盛赞“谦让”是最高尚的品德，引用伯夷、叔齐互让君位、太伯让位给季历的典故，阐明“礼让为国”的道理，引用《论语》“能用礼让治国，从政还有什么可为难呢？”的箴言，强调推让之德的深远影响。同时，她也委婉地暗示：“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班昭的这番话既顾及了太后的顾虑，又点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邓太后阅后恍然大悟，当即采纳了她的建议，同意邓骘等人辞官还乡服丧。这一举措不仅避免了外戚专权的隐患，也向天下彰显了朝廷提倡礼让的风气，深受史家称道。
步入晚年的班昭，身患疾病，身体日渐衰弱。看着家中女儿们渐渐长大，即将步入婚嫁之年，班昭心中生出一丝忧虑。她担心女儿们自幼生长在书香门第，未曾经历太多世事，不熟悉妇道礼仪，嫁入夫家后难以立足，不仅会让夫家蒙羞，更会辱没班氏宗族的名声。于是，在闲暇之余，班昭开始编撰《女诫》七章，以此作为教导女儿们的家训。
这部著作的创作，深受其姑祖母班婕妤的影响。班婕妤是西汉成帝时期的才女，以贤德、柔顺、敬慎著称，深得成帝敬重，虽晚年境遇坎坷，却始终坚守气节，成为班氏家族的骄傲。在班昭看来，姑祖母的人生经历正是女性安身立命的典范，她希望女儿们能习得“柔顺”“敬慎”的品德，在复杂的家庭关系中保全自身，平安度日。《女诫》的创作始于永初四年（110年）十月，历时两年，至永初六年（112年）方才完稿，全文分为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七章，系统阐述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
班昭创作《女诫》的初衷，仅仅是作为家训教导自家女儿，并无规范天下女性之意。然而，这部著作问世后，却产生了超出预期的影响。著名学者马融读后大加赞赏，不仅自己认真研读，还让妻子和女儿认真学习。但《女诫》所倡导的“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观念，在当时便引发了争议，班昭的小姑曹丰生才华出众，对《女诫》中的观点并不赞同，特意写书进行反驳，时人称赞其驳文“辞有可观”，逻辑严谨，言辞犀利。即便是马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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