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必须包裹在层层委婉中，绝不能刺伤他那正在敏感重建的自尊。
若让他意识到，自己那因畏惧权势而“弯腰”、乃至落入“美人计”的狼狈真相，已被最得意的学生洞察，此刻信念根基不稳的他，甚至可能走向极端——比如干脆辞职，比如主动向纪委“坦白”以求内心解脱。
话题自然而然地流转到了明史。
无论是吴惠芬的专业，还是高育良的个人兴趣，这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领域。
“我记得老师您曾剖析过，明朝的‘座师’制度，实为派系滋生的温床。”祁同伟适时引导。
高育良果然被调动起来，就着这个话题阐述了“座师”与“门生”在明代官场中形成的特殊利益与情感纽带，如何超越单纯的学术传承，演变为稳固的政治联盟。
“那明朝最有名的一对师徒，恐怕就是徐阶和张居正了。”
“没错，师徒两代首辅，皆于危难之际执掌中枢，影响深远。”高育良的谈兴被引向更具体的历史人物。
“老师如何评价这两人？”祁同伟问得平静，如同一次寻常的学术请教。
高育良略一沉吟，流畅答道：“徐阶此人，以隐忍、权谋著称。他能长期屈身于严嵩父子之下，暗蓄力量，收集罪证，最终联合内廷宦官与清流言官，一举扳倒巨奸。掌权后，他着力革除严嵩弊政，起用张居正、海瑞等干臣能吏，为后来的隆庆新政乃至张居正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他顿了顿，继续道：“至于张居正，手段更为凌厉。他结交司礼监大珰冯保，以内廷支持稳固外朝权位；驱逐高拱等元老旧臣，确保改革政令畅通；甚至不惜压制言路，钳制御史，以掌控舆论。这些手段，自然算不得光明磊落。但他推行‘一条鞭法’、‘考成法’，整顿吏治，充盈国库，任用戚继光等将领巩固边防……确是不折不扣的改革家，于大明有续命之功。”
祁同伟追问道：“这两人，恐怕都难称传统意义上的‘清官’。那以老师之见，他们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
他特意避开简单的道德标签，直指“功过”这一更复杂的历史评价维度。
高育良眼中流露出思索的光芒，眼神微微闪烁，显然这个问题触动了他当下的某些心绪。
他缓缓道：“总体而言……我以为，还是功大于过的。时势艰难，欲成非常之事，有时……难免需用些非常手段。”
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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