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不等他深入纠结，立刻抛出了准备已久的、真正的问题：“老师，我心中有一个困惑，存了许久，一直想请教您。”
高育良思绪被打断，抬眼看向他，笑道：“哦？什么困惑，但说无妨。”
祁同伟坐直了身体，语气诚恳而略带沉重：
“我出身寒微，但命运垂青，一路总有贵人扶持。大学时有老师您指点迷津，读博时得李一清先生悉心栽培，在经委又有韩慎主任提携关照。因此，虽然这一路走来，也见过不少污浊晦暗，但幸运的是，自身尚算干净，鞋子没怎么沾泥。”
他注意到高育良的神情有了细微的动容，便继续推进，话语清晰而有力：
“可是老师，前路漫漫，天下也并非处处清明。若是以后，我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为了最终想要达成的、于国于民有益的目标，不得已……用了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弄脏了鞋子……那么，后世之人，会不会也能像评价张居正那样，给我一个‘功大于过’的定论？我……还能不能挺直腰杆做人？”
图穷匕见！
我是未来的“张居正”，而老师您，就是此刻的“徐阶”。
我们虽然暂时对“严嵩”（赵家势力）弯下了腰，但是如果我们最终能做出一番利国利民的实事，那么，过程当中的那些“不光彩”，是否可以被理解、被原谅？是否能成为我们最终得以“挺起头”的基石？
高老师的脊梁，与其用虚假脆弱的“爱情”浪漫来支撑，为什么不能用更坚实、更宏大的“家国大义”与“历史功过”来重新锻造？
高育良沉默了。
这明明是一个假设性的、甚至有些空泛的问题，却仿佛一把钥匙，径直捅进了他此刻最纠结、最自我怀疑的心锁之中。
他的眉头微微蹙起，手指无意识地在扶手上轻轻敲击，眼神失去了焦点，内心陷入了一种价值观与方法论的激烈交锋。
这种挣扎与纠结，恰恰是尚有风骨、仍有底线的人才会有的痛苦。
真正的恶人，反而不会有这种困扰。
祁同伟见高育良沉默不语，神色变幻，怕老师的思绪滑向自我否定的极端，不给他过多反思的时间，立刻加重了情感筹码，将问题更加个人化、情感化：
“老师，”他的声音放得更轻，却带着不容回避的恳切，“如果我以后……真的成了那样一个，用了不光彩手段的祁同伟，您……能原谅未来的我吗？”
原谅未来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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