蚀和造成磨损的部分？同时给予底层一些甜头，换取稳定？”
“调和与引导是主调，压制与清除是不得已时的最后手段。”克劳德纠正道，“至于甜头……那不仅仅是换取稳定的代价。让绝大多数劳动者能活得有基本尊严，让为国家流汗流血的人得到应有的回报，这本身就是国家应尽的责任，也是帝国长久稳定的基石。一个内部撕裂，充满怨恨的国家，无法应对外部的任何挑战。”
艾森巴赫不置可否，“想法不错。听起来，甚至有点像……社会民主党的某些主张。当然，剔除了他们那些关于阶级斗争和推翻现行制度的危险部分。”
“任何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都难免会与社会民主党所关注的议题重叠，因为问题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克劳德坦然承认，“区别在于立场和手段。他们站在阶级的立场，最终目标是改变所有制。我站在国家和皇权的立场，目标是维护现有基本制度下的改良与整合。”
“他们可能倾向于激进的动员和对抗，我则倾向于利用皇权威望、法律框架和渐进的政策调整来进行疏导和改良。目的相似，根基迥异。”
“很清醒的认识。”艾森巴赫微微点头，但随即，他抛出了一个更尖锐、也更现实的问题
“但你想过没有，鲍尔先生？人性是贪婪的，也是健忘的。今天你迫于压力，给了工人更高的工资，限制了工时。明天，那些工厂主和容克老爷们就会觉得你软弱，觉得皇权可欺，他们会用更隐蔽、更狡猾的方式，将损失转嫁回去，甚至变本加厉。”
“而工人们一旦尝到了一点甜头，很快就会要求更多，永无止境。你给的仁政很可能变成喂养两头永远喂不饱的野兽的肉，最终把你，把皇室，拖入无休止的索取和动荡之中。历史上的改革者不少都死在这上面。”
这是一个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冷酷观察的质疑。充满了对人性阴暗面和既得利益集团反扑力量的深刻认知。
“宰相阁下，请容我冒昧地说，您刚才的论述，虽然基于丰富的经验，但其中隐含的，是一种对人性过于悲观，或者说，过于静态的假设。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特殊的人性论。”
“无论是将人预设为天性贪婪、得寸进尺，还是反过来相信人性本善、教化万能，在我看来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人性并非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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