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
“但是，回顾法兰西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您认为，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在列强环伺、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世界即将迎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一个内部涣散、技术落后、意志消沉的法国，会有未来吗？”
“等待我们的，只会是缓慢的失血，直至被彻底边缘化，或者……在某个危机时刻，被更强大的邻居一击致命。莱茵河对岸，可从不缺乏对法兰西财富的觊觎者，不是吗？”
他再次将话题引向地缘现实和德国潜在的威胁，将法兰西的激进道路描绘为在恶劣国际环境下的被迫自卫和先发制人。
“至于手段与目的的倒置……在历史的某些关口，目的必须由手段来定义。当生存成为最高目的时，确保生存的手段，本身就成为了目的的一部分。”
“这不是异化，鲍尔先生，这是进化。一一个物种必须在环境改变时进化出新的形态和本能，否则便是灭绝。我们选择的便是进化的道路。或许痛苦，或许危险，但这是唯一能让我们继续存在下去并以我们自己的方式繁荣的道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是吗？”
“我很欣赏与您的这次交谈，鲍尔先生。它让我确认在莱茵河对岸，至少有一个能看懂这场表演真正含义的聪明人。这很好。聪明人之间的对话即使观点相左，也比对牛弹琴更有价值。”
克劳德的目光追随着戴鲁莱德走向露台边缘的背影，他刚才那番辩论，冷酷、理性，且极具说服力，将民族主义与集权暴力包装成了生存竞争的必然选择。
“我也欣赏您，将军。您很果决，毫不软弱。在经历了伟大革命前那种混乱与衰颓之后，国民的确渴望并需要这样一位能带来秩序、力量和清晰方向的领导人。您看到了他们未能看到或者不敢正视的危险与机遇，并采取了行动。从纯粹的执行力和意志力角度看，无可指摘。”
“但是，”克劳德话锋一转，“这正是我最担忧的地方，或者说，是您这套逻辑中最脆弱的一环，传承与变质。”
“您凭借个人意志、对时局的敏锐判断，以及必要的铁腕，将法兰西拉上了这条您认为唯一正确的道路。您能守住本心，或者说您能定义这条道路的边界和目的。”
但您能保证，在您离开之后，您的继任者，或者您留下的这套高度依赖个人权威和民族主义动员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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