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媒体平台‘合作’的结果，这里面的水很深。你能看到这个问题，并且用数据把它量化出来，这很好。但这不仅仅是数据分析问题，更是业务逻辑、绩效考核、甚至部门政治问题。”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吗？”古民问。
“改善？”王磊笑了笑，有些苦涩，“除非上面的考核导向彻底改变，从只盯着注册成本和新用户数，转向更综合的指标，比如有效用户成本、长期留存价值。或者，出现无法忽视的问题，比如因为低质流量太多，严重影响了整体用户体验，导致老用户流失，或者被竞争对手抓住把柄。又或者，像你这样，有人能用无可辩驳的数据，精确算出浪费了多少钱，以及这些浪费如何侵蚀了公司的长期利润。但后两者，都需要时机和…勇气。”
他看向古民：“你实习还有两个月。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继续深挖。但记住，只做分析，保存好数据和逻辑链，不要轻易下结论，更不要公开挑战。除非你有绝对把握，并且想好了后果。有时候，知道问题在哪，比急着去解决问题，更重要。”
古民明白了。王磊默许甚至鼓励他继续调查，但提醒他注意方式方法和潜在风险。这百分之二十的预算浪费，是系统性疾病的一个症状。他现在要做的，不是当众指出皇帝没穿衣服，而是默默地把衣服的经纬线、材料成分、以及缺失的部分，用数据和逻辑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编织成一件无形却坚实的数据之衣。至于这件“衣服”何时、以何种方式被呈现出来，那是另一个需要审时度势的问题。
他关闭了分析摘要，但将所有查询脚本、中间数据表、图表文件妥善保存加密。他下一步的计划，是扩大分析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这次暑期活动，而是回溯更长时间跨度的广告投放数据，寻找更稳定的模式。同时，他需要进一步完善他的“有效用户”定义和“无效动作识别”模型，使其更精准、更具说服力。百分之二十，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他要看看，冰山的全貌究竟如何。这不再只是一个实习项目，而是一场用数据对抗数据迷雾的静默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