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了解过一点，没有国家批准的药品批号，宣传能治病，这可能涉嫌违法。你们给我开的收据，连个正规发票都没有，这税务上是不是也有问题？小李，我年纪大了，不想折腾，就想要回我的钱。你要能办，咱们好说好散。你要是办不了，或者需要请示，我给你时间。但今天必须给我个准话，怎么退，什么时候退。不然，我只能带着东西，去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税务局，请他们帮我看看，你们这个‘特惠套餐’和‘不开票’，合不合规矩。”
这番话说得不急不缓，但句句敲在对方的要害上。母亲没有咆哮，没有哭诉，只是清晰地摆出了自己的底线和对方可能面临的监管风险。这是一种基于理性认知的、冷静而坚决的施压。
电话那头沉默了更长的时间，只能听到有些急促的呼吸声。显然，“李老师”没遇到过如此清醒、如此“难缠”、且直接抓住法律和监管软肋的“客户”。以往的老年人，要么被说服，要么自认倒霉，要么纠缠于产品效果，从未有人如此清晰地点明其商业模式中游走灰色地带的实质。
“……阿姨，您……您别急。”“李老师”的声音软了下来，带着明显的妥协，“我……我帮您问问领导。您看，毕竟是我经手的，我也希望您满意。这样，您稍等，我马上给我们经理打电话，尽快给您回复。东西……东西您先保管好，千万别动。”
“好，我等你电话。下午五点前给我回复。”母亲给出了明确的时间限制，然后挂断了电话。放下手机，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手心微微有些汗，但更多的是如释重负和一种掌控感。她没有陷入对方的任何话术陷阱，全程保持主动，直指核心。
古民在旁边静静听完，向母亲竖起了大拇指：“妈，您说得太好了。有理有据，直击要害。他们这种模式，最怕的就是较真的、懂一点法规的。”
母亲笑了笑，笑容里有疲惫，更有一种挣脱束缚后的轻松：“都是你跟张老师教得好。要不是知道他们那套把戏是怎么回事，我今天可能又被她‘情谊’啊、‘特惠’啊给绕进去了。”她看着茶几上那些产品，眼神冰冷，“什么情谊，都是冲着提成来的。”
大约四十分钟后，“李老师”的电话回了过来。这次，她的语气恭敬了很多，也官方了很多：“阿姨，您好。我跟我们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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