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腿软组织严重挫伤，有血肿，但骨骼未见明显异常，需密切观察，防止骨筋膜室综合征；头部CT显示轻微脑震荡，头皮裂伤已缝合，需留院观察24-48小时，排除迟发性颅内出血。
“总的来说，你父亲是幸运的，”李医生说，“从那么高地方掉下来，多是些骨折和挫伤，没有伤及内脏和脊柱，脑部也没大碍，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但那个重伤的陈大友……情况很麻烦，手术能不能挺过来还不好说，就算挺过来，后续治疗和康复也是漫长过程，花费巨大，而且很可能留下严重后遗症。”
古民仔细询问了父亲的具体治疗方案、注意事项、大概费用，以及陈大友可能面临的治疗周期和费用预估。李医生给出了一个粗略但惊人的数字，尤其是陈大友后续在ICU和康复治疗的费用，可能是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无法承受的天文数字。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已是深夜。父亲在止痛药的作用下昏睡过去。母亲趴在床边打盹。老陈儿子还蹲在抢救室外的走廊上。建筑公司的李经理早已不见踪影，打电话过去，提示已关机。安监和住建部门的人也已离开，只留下两个年轻人在医院值守，说是配合调查。
古民站在急诊大厅略显清冷的灯光下，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但大脑却在高速运转。父亲伤势稳定，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接下来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工友重伤，生死未卜，巨额医疗费无着落。建筑公司和包工头态度暧昧，推诿拖延。父亲的工伤认定、赔偿更是漫长过程。这一切，都需要他保持清醒，运用所有的知识、人脉和意志去应对。
他先给陈明发了条信息，简单说明了医院情况和后续的复杂性，告知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处理。然后，他翻出通讯录，找到一位在大学时期关系不错、现在本地一家律所做律师的同学蒋文斌。电话响了几声后接通了。
“文斌，是我，古民。这么晚打扰，有件急事想咨询你……”古民走到相对安静的角落，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将父亲工地出事、工友重伤、建筑公司和包工头可能推诿的情况说了一遍。“……情况大概是这样。我想知道，从法律上讲，我们现在最紧急要做的是什么？如何锁定责任方，尤其是那个包工头的责任？医疗费的追索有什么快速途径？”
电话那头的蒋文斌听完，语气也变得严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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