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进入第三个月末，古民收到了数据分析团队提交的一份中期报告。报告基于五百名外部用户和两百名内部员工的使用数据，从时间分配、情绪波动、社交质量三个维度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分析。
他坐在办公室里，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报告。数据比他预想的要乐观。
在时间分配方面，百分之四十三的参与者报告称，他们在这三个月里主动调整了时间分配。最常见的变化是减少了被动娱乐时间——比如刷短视频、无目的浏览网页——平均每天减少了约四十七分钟。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被重新分配到了运动、阅读和与家人相处上。
一位用户写道：“我以前每天下班回家就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一刷就是两三个小时。开始记录后，我发现我每天花在刷视频上的时间竟然超过三个小时，这让我很震惊。我开始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现在每天只刷半小时，省下来的时间用来陪孩子做作业或者看书。一个月下来，我觉得生活充实了很多。”
在情绪波动方面，百分之三十一的参与者报告称，他们的情绪稳定性有所提升。通过每日的情绪记录，许多人发现了自己的情绪触发模式——比如，某些特定类型的会议会让他们感到焦虑，某些时间段他们更容易感到疲惫。有了这种觉察，他们开始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和作息安排。
一位用户写道：“我以前总觉得自己的情绪很不稳定，动不动就发火。开始记录后，我发现我的情绪低落通常出现在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那正是我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能量耗尽的时段。现在我会在那个时段安排一个短暂的休息，起来走动一下，吃点水果。情绪波动明显减少了。”
在社交质量方面，百分之二十八的参与者报告称，他们主动增加了与家人和朋友的深度交流。有些人开始定期给父母打电话，有些人开始约朋友见面，还有些人参加了以前一直想参加但总是“没有时间”参加的社交活动。
一位用户写道：“我以前总觉得，给父母打钱就是孝顺。但数据告诉我，我给父母打电话的次数，一个月只有两次，每次不超过五分钟。这让我很惭愧。现在我开始每周给父母打三次电话，每次至少聊十分钟。我爸妈很高兴，我也很高兴。”
古民读完报告，靠在椅背上，沉默了很久。他感到一种复杂的情绪在心中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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