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昭说。”
我握着手机，站在早餐店门口的阳光下，电话那头已经挂断了。屏幕上通话结束的界面亮了两秒，然后熄灭。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没有立刻移动，站在原地让刚才那段对话的最后几个字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钟表匠挑选继承者的方式，和他挑选猎物的方式一样。精确。耐心。不可替代。”
那个继承者知道我在找他。他甚至可能一直在看着我找他——看着我从马蹄莲案开始，一步步走进钱国平设下的局，走进乔羽的视频，走进阁楼，走进墓碑，走到现在。他一直在等我拿到那把子钥匙。
然后他发来了那条短信，让我后天晚上去钟表厂见他。
但他没有让我现在就去。他给了我两天的时间。这两天不是让我准备的——是让我等待的。而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测试。精确。耐心。不可替代。
我把钥匙收进口袋里，转身走出窄巷。回到主路上时，那辆灰色面包车已经不在街对面了。它像来时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只留下路面上两道浅浅的轮胎印，在清晨的光线下显得不太真实，像是什么人在干燥的地面上用木棍画出来的线条，正在被时间慢慢吹散。
我沿着人行道走了大约十分钟，在一家手机维修店门口停了下来。店门刚开不久，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正在柜台后面给一部碎屏手机贴膜，听到门上的铃铛响，抬头看了我一眼：“修手机？”
“买张不记名的预付费卡。”
他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张塑封好的SIM卡，放在玻璃台面上。我付了钱，把卡装进一部备用的旧手机里，开机，拨通了老赵的号码。听筒里传来关机的提示音——和昨天一样。
我没有留言，挂断电话，把那张SIM卡拔出来，折成两半，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金属和塑料断裂的声响在桶壁内部短暂回荡了一下，然后被吸附在废弃纸巾和空饮料瓶中间，成为那堆杂物的一个微小部分。
然后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市图书馆。”
车子在早高峰的车流中缓慢移动。我坐在后座，侧头看着窗外缓慢后退的街景，脑子里在整理目前所有已知的信息，把它们按照可信度和紧迫程度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确认的信息：钱国平没死，他以假死脱身；父亲笔记本里提到了“第四个人”和“钟表匠”；素描画的是两把钥匙中的主钥匙；继承者约我后天在钟表厂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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