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户，让外面的冷空气涌进来，吹一吹他那张发烫的脸。可他没有站起来，只是坐在那里，翘着腿，手指按在支票上，嘴角弯着。
牌局又开始了。穿深红色外套的年轻人把洗好的牌放在桌子中央，问谁来切牌。几个人围过去，把筹码往前推，说笑声又起来了，嗡嗡的，把刚才那阵沉默盖了过去。
亨利没有上桌。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冷风涌进来，带着街上马粪和煤烟的味道。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那张支票，又缩回来。
窗外伦敦的天还是灰蒙蒙的，可西边有一道很淡很淡的光，从云层的缝隙里透出来，落在一排排屋顶上，落在那条窄窄的街道上，落在一个正从街角走过来的、抱着纸袋的女人身上。
他看着她，忽然想起自己写的那篇游记的结尾。那是一个清晨，他坐在湖边的石头上，看着太阳从山后面升起来，把整片湖面染成淡金色。一条鱼从水里跃出来，在空中翻了个身，又落回去，溅起一小朵水花。他没有钓到它，可他看见了。
他把那个清晨写下来了。现在有人读了，觉得好，给了他二百镑。
他把窗户关上，转过身。牌桌上的人正在为一手牌争得面红耳赤，筹码被推来推去，酒杯被碰得叮当响。
没有人注意到他站在窗边，脸上带着一种他们从来没有在这个永远在笑的人脸上见过的表情——不是得意，不是兴奋，是那种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除了继承遗产、除了打牌输钱、除了在俱乐部里混日子之外，还能做点别的什么的恍然。
他走回沙发边，拿起搭在扶手上的外套。“走了。”牌桌上的人抬起头。“这么早？才刚过午夜。”亨利把外套披上，整了整领巾。“明天还有事。”
“什么事？”
他想了想，笑了。“去出版社。签合同。”他说完，朝他们摆了摆手，推门出去了。
还有更多的人。他们的名字印在那张报纸上，又被更多的报纸转载，传回他们居住的城镇、乡村、那些他们每天走过却从未被人记住的街巷。
普利茅斯的海员詹姆斯·特雷弗，在海上漂了十七年。他去过加勒比海，绕过好望角，在新南威尔士的码头上卸过货。他把那些夜晚写在从账本上撕下来的纸片上——赤道无风带的闷热，信风带鼓满帆的声响，好望角外那些像巨兽脊背一样隆起的浪。他把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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