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进一只铁皮盒子里，跟着他从一条船换到另一条船。他的同伴笑他：“特雷弗，你写那些有什么用？鱼又不会读。”他把铁皮盒子盖紧，没有回答。
后来他回了岸，在普利茅斯港做搬运工。铁皮盒子压在床板底下，很久没有打开过。直到有一天，他在酒馆里听见有人念报纸——“班纳特征稿比赛，不限出身。”他端着酒杯的手停了一下。
他把那些纸片从铁皮盒子里翻出来，铺在桌上。有些被潮气洇湿了，字迹模糊；有些边角被老鼠啃过。他花了几个晚上，把它们誊抄了一遍，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寄出去。他不知道那些字会不会被人看见，可他记得那些夜晚——那些在甲板上、在吊床上、在码头的仓库角落里写字的夜晚。那时候他不是在等谁读，是在跟自己说话。现在他想让别人也听见。
入围奖没有他的名字。可一个月后，他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印着埃杰顿出版社的徽记。信很短：“特雷弗先生，您的《赤道无风带》虽未入围最终奖项，但几位评委认为文字质朴有力，值得出版。若您有意，请来伦敦一叙。”
他站在普利茅斯港的码头边上，把那封信读了三遍。海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海鸥在他头顶盘旋，叫着，像在催他。他把信折好，放进外套口袋里，转身走回仓库，对工头说：“我要去伦敦。”
工头愣了一下。“去干什么？”
他想了想。“去出书。”
曼彻斯特的棉纺厂女工莎拉·布朗，从十一岁起就在机器旁边站着。她每天站十二个小时，回到宿舍的时候腿肿得发亮。同屋的女孩们凑在一起说闲话，说哪个工头脾气好，说哪个小伙子长得俊，说将来嫁了人就不用再站了。她不说话，趴在床沿上，就着那盏快要燃尽的蜡烛，在旧报纸的空白边上写字。不是小说，不是游记，是诗。很短，几行，十几行，写那些在机器轰鸣声里听不见的安静，写那些棉尘在阳光里飘的样子，写那些从工厂大门走出去、再也没有回来的女孩。她把那些纸片塞在床垫下面，不敢给人看。
她是从工厂门口的报童那里听见那则广告的。报童喊“班纳特征稿比赛，不限出身，不限男女”，她掏出一个便士——够她吃一顿早饭的钱——买了一份报纸。她把那则广告从头读到尾，又读了一遍，然后把报纸折好，塞进围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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