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走过去，撬开第一只。
里面是文件。整整齐齐的复印件，有些纸张发黄，边缘卷了。
“星条国政府自己的解密文件。”他拿起最上面一份，“随便看。”
第二只箱子，胶片。
“新闻素材。一部分是他们电视台拍的，一部分是欧洲记者拍的。画面里全是星条国在越南干的事。烧村子的，浇橙剂的，给战俘上刑的。”
第三只，照片。第四只，录音带和整理好的访谈记录。
“还有这个。”林建把一张纸放桌上，“当事人名单。越南的农民，南美的流亡者，星条国的退伍兵。人，我们都能联系上。愿意开口的，你们去采访。不愿意的，不强求。”
他坐回椅子上。
“任务就一句话——”
四个人看着他。
“不用夸张。不用虚构。把事实摆出来，就足够了。”
这句话，老沈后来用粉笔写在了工作间的墙上。
当天晚上，四个人没走。就在会议室里看材料，看到后半夜。
老罗先撑不住，出去抽烟。院子里月亮很大。他蹲在台阶上，烟抽了半根，忽然骂了一句：“他娘的，这不是人干的事。”
老顾跟出来，蹲在旁边。
“你是说星条国人？”
“我是说记这些档案的人。”老罗把烟头按灭，“人干出这种事，还能记的这么细，一条一条记下来。你说他们是怕忘了，还是不怕人看？”
老顾没回答。
第二天一早，四个人汇报。
老沈说：“这片子我拍。丑话在前——纪实片跟故事片两码事。故事片有剧本，起承转合我能拿捏。这个，现实把剧本都替我写好了，我这个导演反倒不知道往哪儿使劲。”
“你就当打一场仗。”林建说，“你拍故事片，炸药是假的，人是假的。这回全是真的。你不是以敢拍出名吗？这回用得上。”
老沈的眼睛亮了一下。
老罗说：“歌我写。给我半个月，我把这些唱片全听完。”
“十天。”林建说。
“您比文工团长还黑。”
“文工团长要的是汇报演出。我要的是全世界传唱。”林建看着他，“十天之后，我要听见一个星条国老兵蹲在墙角都能跟着哼的调子。”
老顾说：“书我牵头，苏曼同志把关外文。资料越多越好。但我先声明——这书是给外国人看的，笔法不能像社论，不能喊口号。喊口号的书，人家拿到手就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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