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杯晃了晃，脸上挂着一副皮笑肉不笑的弧度，故意把话说得四平八稳，
“靳川，你说是吧？不过话说回来，这么多年没见，你不会真的一直在当保安吧？我记得你当年不是说要当兵去吗？怎么，部队没要你？”
靳川看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说：“当了几年兵，退役了。现在做保安，挺好。”
“当兵？”刘凯挑了挑眉毛，嘴角的弧度更深了，转头对张小丽挤了挤眼，“我还以为你是去当杀手了呢，刚才你不是给眼镜说‘忙着全世界杀人’吗？怎么又变当兵了？靳川你这嘴里能不能有句实话？当年就爱吹，现在吹得更没边了！”
张小丽笑得花枝乱颤，连带着脖子上那根金链子都笑抖了：“可不是嘛，全班最能吹的就是他。以前说一个人打十个，现在直接升级成杀手了，靳川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
靳川没有解释。他只是笑了笑，带着皇甫红竹在眼镜旁边坐下。
眼镜正低头在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口袋里翻找什么，找了半天掏出来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蜡笔画，画上是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小女孩，扎着两根细细的麻花辫，脸色苍白但眼睛画得大大的，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妞妞，七岁”。
他把照片小心地递过来，手指在照片边缘摩挲了两下，像是怕弄脏了上面那张小脸。
“川哥，这是我女儿，叫妞妞，今年七岁。画画特别好——这个是她自己画的，画的是她自己。你看这眼睛，画得多好，随我，都戴眼镜。”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希望，那份希望又轻又薄，像是寒风中最后一撮没被吹散的烛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