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山西，潞城至涉县公路。
天还没亮。寒雾锁死了神头岭。风从太行山褶皱里钻出来，卷着沙砾与冰碴，刮在脸上像钝刀割肉。光秃秃的山梁上没有半棵遮身的树，只有国民党军遗留的破旧工事，在夜色里像一座座沉默的坟茔。
刘伯承趴在一处冻硬的土坎后面，整个人如石雕般纹丝不动。他已在这里蛰伏整整一夜，棉衣被夜露浸透，又被寒风冻成硬壳。
寒气顺着血脉往骨头缝里钻，可他连挪动一下都不肯，双眼死死盯着公路尽头。
他在等日军那支雷打不动的运输队——十辆卡车，一个精锐中队，时辰一到，必从涉县开往潞城。
这盘棋，他从南京城破、山河泣血时便已布下。华北的血债，必须用鬼子的命来偿。这仗不是为谁而打，是为死去的同胞，为苟存的家国，为四万万不肯低头的中国人。
“师长，天快亮了。”陈赓伏在身侧，声音压得极低，带着风雪的沙哑。
刘伯承没有回头。他比谁都清楚天光将近，更清楚此刻分毫之差，便是满盘皆输。
六点整，远处公路尽头，几点鬼火般的车灯刺破晨雾，由远及近。不是零星几辆，是整整十辆。
前头一辆军官小汽车居中，九辆满载日军的卡车衔尾而行，末尾一辆装甲车压阵。引擎轰鸣震得冻土微颤，车灯在浓雾里乱晃，像索命的幽火。
赵铁柱趴在离公路不足二十米的沟渠里，嘴里咬着一根枯草根。寒气从地面往上窜，冻得他牙关打颤，可眼神亮得吓人。
他是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的班长，身上七处伤疤，每一道都刻着与鬼子死战的记忆。身后十二名战士屏息蛰伏，枪膛压满子弹，手榴弹盖子悉数拧开，指尖冻得僵硬，却死死攥着武器，没人敢发出一丝声响。
“班长，鬼子来了。”身旁新兵声音发颤，不是惧敌，是彻骨的寒冷。三月的晋地山野，风比刺刀更狠。他的嘴唇已经冻得发紫，手脚几乎失去知觉，可他还是把枪攥得紧紧的。
赵铁柱眼皮都没抬，喉间挤出两个字：“等信号。”
他伸手从怀里摸出一块红薯干，塞给新兵。“吃。吃了就不冷了。”新兵接过红薯干，咬了一口，嚼了半天，咽不下去。
他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赵铁柱没有看他，眼睛始终盯着公路。他知道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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