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一月，黑龙江，茫茫雪原。
气温零下四十度。风从西伯利亚刮过来，裹着雪粒，打在脸上像刀子割。林子里的树被冻得咔咔响，像是骨头断裂的声音。
一只狍子冻死在雪地里，眼睛还睁着，瞳孔已经结了一层白霜。一群乌鸦落在它身上，啄了几下，肉冻得太硬，啄不动，又飞走了。
一支队伍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进着。前面的人踩出的脚印，不到几分钟就被新雪填平了。后面的人只能凭着感觉走，一步踩空，整个人就陷进雪坑里，被后面的人拽出来，继续走。
他们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棉衣破了，棉花露在外面，被雪水浸湿，冻成了硬邦邦的冰壳。有的战士棉裤烂了半条腿，用破布缠着，走一步，雪从破洞里灌进去，贴在皮肤上，冰得刺骨。
脚上裹着乌拉草，塞进破旧的胶鞋里，走一步，雪没过膝盖，拔出来，再走一步。有的人冻掉了脚趾，用布缠一缠，继续走。有的人冻坏了耳朵，用帽子裹一裹，继续走。没有人停下来。停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了。
“跟上！都跟上！”老赵走在队伍中间，声音沙哑，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在雪地里。
他的眉毛和胡子上结满了白霜，嘴唇干裂，起了好几层皮，裂开的口子里渗出血珠，和雪冻在一起，黑红色的。他的左臂曾经中过一枪，伤口没有彻底愈合，一到冬天就疼，疼得他整夜整夜睡不着。但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队长，前面有鬼子的炮楼。”侦察兵从前方爬回来，趴在雪地里，喘着白气。他的脸冻得发紫，鼻子下面挂着冰柱，眼睛却还是亮的。
老赵趴在雪地里，举起望远镜。镜片上结了一层霜，他用袖子擦了擦，还是看不清。他把望远镜塞回怀里，用手在眼前搭了个凉棚。
远处，公路边上，一座炮楼矗立在风雪中，像一只蹲着的野兽。炮楼是砖石砌的，三层高，顶上架着探照灯，灯光在风雪中晃来晃去，照出一片惨白的光。
炮楼周围拉着铁丝网，铁丝网上挂着罐头盒，风一吹，叮叮当当响，在寂静的雪夜里格外刺耳。
“多少人？”老赵问。
“一个小队，二十多人。有机枪，有掷弹筒。炮楼里还有电台，刚才听见发报的声音了。”
老赵沉默了一会儿。他的队伍只有三十多人，子弹每人不到十发，手榴弹每人不到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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