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长江下游，江阴水道。
南京战事危急的消息传到江阴时，江面上起了大风。风从海上吹来，裹着咸腥味，吹得岸边的芦苇哗哗作响。江水拍打着礁石，发出沉闷的轰响，像有人在捶打一面破鼓。天是灰的，水是灰的，连人的脸也是灰的。
十几艘旧军舰和商船一字排开，横在江面上。船舷上焊着钢板，甲板上堆着沙袋，炮位上站着水兵。
他们是中华民国海军的最后一点家底。大的战舰已经在淞沪会战中沉了，小的炮艇还在，还有一些从民间征集的轮船、拖船、渔船。
船上的水兵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军装，袖口磨出了毛边，但每一个人都站得笔直。海风很大，吹得军装猎猎作响，但没有一个人低头。
舰队司令姓陈，五十多岁，头发全白，脸上沟壑纵横，但眼睛很亮。他站在旗舰的舰桥上，手里攥着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电报是南京发来的，只有一行字：“唐司令死守南京，长江防线交给你了。”
他没有哭。他是军人。军人不能哭。但他的嘴唇在发抖，攥着电报的手指节发白。
“传令下去，各舰准备自沉。”他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念一份菜单。
参谋长愣住了。“司令，自沉？这些船——”
“这些船是我们最后的家底。”陈司令打断他。“但它们挡不住鬼子的军舰。与其被鬼子的飞机炸沉，不如自己沉在江里，堵住航道。鬼子的船过不去，武汉就多一天准备。一天，就够了。”
参谋长低下头，没有再说话。他知道司令说得对。但他也知道，这些船上的水兵，很多人把一辈子都献给了这些船。船就是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的命。现在，要亲手把家沉了。
会议在旗舰甲板上举行。十几个舰长站成一圈，海风吹得他们站不稳。陈司令把电报念了一遍。
“南京告急。唐司令还在死守。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的任务不是打沉鬼子的军舰，我们的任务是把自己沉在江里，堵住航道。”
没有人说话。一个年轻的舰长忍不住了，声音在发抖：“司令，我们可以跟鬼子拼——”
“拼？”陈司令打断他。“拿什么拼？我们的炮最大口径才一百二十毫米，鬼子的巡洋舰主炮二百零三毫米。我们的炮弹打过去，给人家挠痒痒。这不是拼，是送死。送死，也要死得有价值。我们的船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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