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重庆朝天门码头的石阶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蹲在那里，怀里紧紧抱着一张早已泛黄卷边的照片。
照片上是个英气勃勃的年轻军人，那是她的儿子。一九三七年，他跟着川军出川抗日，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整整八年，她每一年都来码头等。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她等白了头发，等弯了腰，等碎了心。
今天，她又来了。
不是等儿子回家，是来告诉他一声：我们赢了。
“儿啊，娘替你赢了……你可以回家了……”
她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被淹没在人海的欢呼里，没有人听见，只有江风，轻轻卷走了她的泪。
在重庆，在成都，在昆明，在贵阳，在整个大后方的每一座城里，都有这样的母亲、这样的妻子、这样的孩子。他们等了八年，等来了胜利，可他们等的人，却永远不会回来了。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天府之国四川，成了整个中国抗战最坚实的大后方。
百万川军出川抗日，衣衫单薄，装备简陋，却用血肉填住了一道道防线。
而在他们身后，是千万四川百姓。
青壮年扛枪上了前线，老人、妇女、孩童留在后方，耕田、纳粮、织布、造枪、运粮、修路，用一双手，撑起整个国家的脊梁。
一九四〇年秋，重庆郊外一家军工厂里。
机床轰鸣，火光闪烁。
一个女人正俯身在车床前，专注地加工着炮弹引信。
她叫刘桂英，三十岁。
丈夫在台儿庄战役中阵亡，尸骨无存。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从沦陷的湖北一路逃难，九死一生来到重庆，进了这家兵工厂。
每天工作十二个时辰，双手布满老茧、烫伤与划伤，粗糙得不像一个女人的手。
她做出来的每一颗引信，都会被装在炮弹头部，送往前线，射向日军阵地。
“大姐，歇口气吧，你都熬半天了。”旁边的工友劝她。
刘桂英头也没抬，手上的动作没有停：“不歇。我男人死在鬼子手里，我要替他报仇。”
“你一个女人家，怎么报仇？”
她缓缓抬起头，眼神平静，却带着一股淬过火的硬气：
“我做一颗炮弹，就能少一个鬼子祸害中国人。我做一千颗、一万颗，就能替他多杀一万个鬼子。他死了，我替他杀。”
日子没有最苦，只有更苦。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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